自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的解放促使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化世界大舞臺上的超常規發展，更令世人矚目，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貿易量超越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制造業在規模和產能上領先所有的經濟體，被稱為“世界工廠”。成長為這樣的大規模經濟體后，我國繼續通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即確立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但又合乎發展邏輯地發生明顯的階段性變化：2010年之后，中國經濟運行告別年度兩位數增長的高速特征，轉為“中高速”發展。2015年下半年后，出現了長達12個季度、在6.7%-6.9%很窄的增速區間內波動的平臺狀態，其后本來很有希望乘勢確認所期待的“L”型轉換成功，但由于2018年開始疊加了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因素，使原來引領新常態中已初具形態的中高速平臺狀況未能得到穩固而經濟繼續下行。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對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應對挑戰，應在堅定不移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以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思想觀念理論的四層次創新為第一動力，在新舊動能機制轉換中依托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內生機制，依托成長性、把握主動權，實現現代化新的“兩步走”戰略實施中的高質量升級發展。

　　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正確把握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精神實質，至少應特別強調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要形成對所有合法產權一視同仁的保護制度。只有形成對所有合法產權一視同仁的保護，才稱為統一市場，即要在統一大市場里夯牢不可缺少的全面依法治國這一追求長治久安的基石。現實中，有些企業和社會成員的產權實際上受到了侵犯，沒有很好地在一些具體案例里真正貫徹全面依法治國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個非常重要的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方針。在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真正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要形成對生產要素實現無壁壘流動或充分的低門檻準入的統一大市場。使要素盡可能無壁壘流動，從而使供給側要素的組合能夠充分發揮潛力、形成活力。當然，諸如環保要求的技術標準、技術經濟政策標準化，這些是有必要的，而且必須依法由政府管理部門利用公權來實施，但也不能借此一味地抬高門檻。消除不正當壟斷和過度壟斷首要的是消除舊體制下存在明顯弊端的行政壟斷。

　　第三，要形成與全球化國際市場對接的國內統一大市場。企業應該面對的是“負面清單”，政府應該面對的是“正面清單”，這也是從上海自貿區開始多輪推動中國本土自貿區發展中已明確的基本準則。要義無反顧地擁抱經濟全球化，以開放促改革來進一步促進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構建，促使全球各方面可調動的積極因素支持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四，要實現城鄉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統一大市場。讓所有的社會成員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升級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未來幾十年中，我國社會成員流動的大趨勢是，差不多還要有4億人會從農村逐步轉入城市，成為新市民，應該讓他們盡量便捷地取得市民的身份，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統一大市場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也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第五，要統一規范地實現有序競爭并且機制歸一的市場環境。這體現出對所有市場主體、社會成員的公平正義的一致性。真正的統一市場絕對不是停留于質量標準或標準化這個層次，而是在打造現代國家治理機制方面實現全面的法治化，在公平正義取向上取得明顯的進步。

　　為此，提出三個方面的重點建議。第一，制度創新必須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動真格。通過制度創新可使企業真正進入一個由法治充分保護產權、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投資環境。應當明確地貫徹落實“企業負面清單”+“政府正面清單和責任清單”，以制度機制的革命性變革，形成現代國家治理概念下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以最充分地解放生產力、發掘潛力、煥發活力。

　　第二，制度創新要于配套、呼應中充分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破解“李約瑟難題”“錢學森之問”，需以科研、教育、人才培養的制度改革為“綱舉目張”的“綱”，遵循科研規律開創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新局面。

　　第三，思想觀念和基礎理論的創新要突破藩籬與時俱進。應有針對性地解決民營企業發展受到融資等實務層面歧視、錯誤思潮沖擊等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