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第七部分談對外開放，這部分有兩點需要特別關注：一是要求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二是提出要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就學習《建議》這方面的相關內容談幾點體會。

　　第一，制度型開放要求對接高標準經貿協定。

　　按照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的要求，制度型開放的主要特征，就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近些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一些新的多雙邊高標準貿易協定出現。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為例，這個協定是國際高標準規則的常用參照標準。CPTPP內容涵蓋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稅與市場準入，要大幅提升貨物貿易自由化水平。二是服務貿易與投資，開放程度較高，涵蓋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多個行業。三是電子商務與數字貿易，促進跨境數據流動，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四是知識產權保護，提出高標準要求，包括專利、商標、著作權、地理標志等。五是環境與勞工標準，要求履行國際環境公約、減少污染排放，并保障勞工基本權利。此外，協定還涵蓋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競爭政策、中小企業發展、爭端解決等內容。2020年11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宣布中方“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并于2021年9月正式遞交加入CPTPP的申請。

　　第二，對接高標準經貿協定是開放也是改革。

　　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相通相容”，本質是推動國內相關制度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銜接性改革”。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了相通相融的7個方面，即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均為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核心議題，也是我國對接國際規則的重要內容，更是我國國內改革的重要方面。產權保護要求產權制度進一步改革完善，特別要在專利、商標、版權等方面實現與國際規則接軌的高標準保護。產業補貼不僅涉及出口企業和產品，更涉及公平競爭減少取消補貼，并使合理保留的補貼透明化，是促進公平競爭的重要舉措。環境標準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議題，引導生產要素在國內外市場上的配置低碳更綠色。勞動保護要求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在勞動報酬、工作條件、工作時長等方面合規合法，能夠促進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平衡。政府采購要求國內外企業有平等參與的機會，防止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甚至導致腐敗行為。電子商務是一個新的商業領域，要求各國在商品、服務和數據跨境流動、電子支付、網絡安全等方面加強國際互認和合作，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的公平競爭和健康發展。金融領域的規則制度相通相融，要求金融資源市場化配置，減少企業在融資方面的不公平，同時在資本流動、金融風險防控等方面的金融監管政策與國際金融規則接軌，推動金融市場的開放與穩定。上述各個領域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利益的不合理要求，需要在談判中據理力爭，在總體相通相融中維護我方合理權益。

　　第三，制度型開放要與國內改革協調推進。

　　國內體制改革不到位，開放就不能放開步伐，國內改革到位才能支撐更高水平開放。在開放體制中，國內基本經濟變量失衡和市場扭曲帶來的影響超出國界，負面影響被放大。例如當價格不能及時反映國內某種要素的市場供求和機會成本時，企業就會超量使用，還會大量出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保證制造業的產品價格穩定，在國內較長時期內控制能源原材料價格，使其不能達到市場均衡價格，使這些我們原本短缺、應該節約使用要素被超量使用，高能耗的基礎產品大量出口，進一步加重國內能源原材料短缺狀況，并將污染留在國內。最終，政府只能加強對進出口商品的管制，使對外開放程度收縮、水平下降。再如，開放環境中，國內企業可以在國內融資，可以引進外資，還可以到海外投資，如果國內金融業配置資金的效率不能有明顯改善，國際投融資行為就會超常發生。因此，推進國內市場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化改革，讓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才能真正實現開放的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政府產品與要素跨境流動的管制與干預也才能減少。

　　第四，國內企業改革到位是企業“走出去”行為合理的保障。

　　《建議》提出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當企業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時，國內企業改革不到位產生的不當行為會蔓延到國外市場。例如，以往出現的國有企業在投資經營中重擴張輕風險、導致企業效益差甚至長期虧損的行為，有可能伴隨著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增加而“出海”，致使國有資產流失損失。必須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平衡“動力”和“約束”機制，使內需外需都能夠建立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基礎上。對民營企業來說，只有依法平等長久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產權，創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與法制環境，才能真正讓民營企業有信心增預期，不會出現開放條件下的避險型資金外流和資源錯配，最終不得不收緊資金跨境流動的開放度。

　　第五，同等對待商品與要素跨境雙向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開放政策一直傾向于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鼓勵資金流入限制資金流出，傾向于給外資企業更多優惠。這種傾向性是由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產業競爭力所決定的，也是許多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采用的戰略。現在我們發展到達新水平，商品、資金和技術雙向流動能夠促進我們發展和與世界合作共贏。一是平等看待出口和進口。過去多年，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較差，國內企業出口高品質商品和與進口商品競爭的能力較弱。我們多年來采用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的政策。我國發展達到目前水平，通過出口擴大市場、獲得規模經濟和分工的益處，與通過進口引進各種資源、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兩者同等重要。二是平等看待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資金與技術極為短缺，我們大力引進外資;現在，我們國內外投資規模全球第一，我國的海外投資較快增長。同時，繼續引進高水平外資和技術，依然是我們發展的需求。今后，吸收外資與對外投資對我國發展同等重要。三是平等看待引進技術和對外技術投資。改革開放較早時期外商投資企業帶來了資金、先進技術、出口、管理經驗和中高端人才，帶來強大競爭壓力，同時為我國企業改革發展提供了許多示范。近些年來，國內企業快速成長，帶著先進技術的對外投資既能擴大我國企業海外市場，更受到許多東道國的歡迎。今后，技術的雙向流動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