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強調要“激發數字經濟活力”。《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要“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當前，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我們必須緊抓這一機遇，大力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充分發揮其在賦能實體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掌握數字經濟發展自主權

　　關鍵核心技術是數字經濟的基礎性支撐，其自主程度決定國家數字經濟的發展韌性與競爭主動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獨特優勢。關鍵核心技術具有高投入、長周期、復雜性、戰略性和壟斷性等突出特點。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在于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耦合，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供堅實保障。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強大動員能力，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加快組織實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項目，加強基礎研究戰略性、前瞻性、體系化布局，匯聚力量推動原創性、引領性、顛覆性的數字技術創新。二是加快重大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國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三級跳，才能真正實現創新價值、實現創新驅動發展”。高效的成果轉化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具有重要的反哺作用。它能快速暴露并加速破解技術邁向產品過程中遇到的工程化、可靠性等現實瓶頸，將市場和應用需求反向傳導至研發階段，增強攻關的可持續性。因此，應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加速布局概念驗證和中試平臺，形成覆蓋試驗驗證、市場對接等成果轉化全鏈條的服務網絡。三是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龍頭作用。科技領軍企業是技術供給者，更是創新網絡的組織者與資源整合平臺。應從制度上保障其深度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科技項目，并支持其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推動知識、人才、資金等要素的優化配置與動態聚合，激發全社會技術創新活力。

　　2.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培育數字經濟增長動能

　　數據是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也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海量數據價值的充分釋放將對其他要素效率產生價值放大、疊加與倍增作用，直接影響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強化數據要素供給。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系，推動高質量數據集建設，鼓勵公共數據主體與專業數商合作開發數據資源，增強高價值數據資源的供給;在保障數據安全、用戶隱私的前提下，調動企業、行業協會、科研機構等多方力量聚焦重點行業開發標準化、可利用的高價值數據資源;同時，加強數據要素型企業培育，鼓勵市場力量挖掘專業化、個性化商業數據。促進數據要素流通。數據基礎設施可為數據流通交易提供強大算力支撐，應統籌高性能算力基礎設施布局，建設集成式算力資源共享平臺;開放共享安全的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可為數據市場化流通構建核心樞紐，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市場機制作為數據要素流通、定價與分配的核心驅動力，加快構建分層分級、場內場外結合的全國市場交易體系，創新和豐富流通交易服務模式;精準打擊數據黑市交易，推動數據要素流通服務產業有序發展，促進數字要素在更大區域內暢通流動。深化數據要素利用。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推動數據在工業制造、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綠色低碳等行業運用，讓數據深度賦能實體經濟;系統加強可信數據空間建設，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將數據要素價值轉化為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動能。

　　3.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豐富數字經濟應用場景

　　當前，人工智能正重構產業生態、拓展數字經濟增長空間，其應用推動制造業超越傳統自動化邁向智能化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要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推動人工智能深度賦能千行百業，有力推進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進程。一方面，釋放人工智能對傳統產業的深度激活效應。將人工智能技術與我國強大的制造基礎、市場優勢深度融合，廣泛深入運用數智技術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和設備更新，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創新引領和產業賦能作用。貫通數據與智能，打破產業邊界，催生新業態與新產業集群，將創新活力引向更廣闊的產業腹地，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大力拓展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需讓人工智能的創新價值在與應用場景的交互激發中驗證升華。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具備類別齊全、層次多樣的應用生態，可以為人工智能技術迭代提供最佳試驗場。當前，我國已發布超1500個行業模型，覆蓋50個重點行業領域、700余個場景。因此，應搶占人工智能產業應用制高點，進一步支持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垂直領域的廣泛應用，推動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發設計、生產控制與供應鏈管理等全流程，構建智慧診療、智慧導購、智能集裝箱運輸等標桿場景，鼓勵龍頭企業打造智能工廠和智能供應鏈，以帶動產業鏈上下游整體數字化轉型。

　　4.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展數字經濟發展空間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方位拓展數字經濟發展空間，對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價值。一是大力推進數字領域對外開放。加強政策創新和跨部門、跨領域、跨行業統籌協調，有序推動關鍵領域開放，吸引全球優質資本、先進技術與高端人才匯聚，著力破除各類隱性壁壘，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開放環境;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全球數字領域合作平臺，繼續辦好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全球數字經濟大會、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為數字經濟“引進來”和“走出去”搭建橋梁;尤其要高質量建設“數字絲綢之路”，推動形成覆蓋全球的數字創新合作網絡，為數字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二是促進數字貿易。數字貿易是貿易強國建設的三大支柱之一，其集約化、扁平化、普惠化屬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釋放數字經濟創新潛能。要在開放準入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推動發展數字貿易新業態，將我國超大規模市場與豐富應用場景轉化為數字貿易的巨大市場。同時，要高標準建設數字貿易示范區與服務出口基地，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支持國內企業與外資企業合作開拓國際市場。三是積極參與數字規則制定。國際數字標準是全球經貿合作的“通用語言”。要積極參與人工智能、數據流通、網絡安全等關鍵領域國際標準的制定，推動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及政府間談判，將我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形成的先進技術方案轉化為國際標準，降低市場合規成本，助力我國企業“出海”。同時，深度參與國際數字規則談判，加強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對接，在DEPA等數字經濟協定談判中貢獻中國智慧。

　　5.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良好治理體系能為數字經濟提供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需構建適應性治理機制，促進創新要素持續集聚與迭代，使數字經濟的發展在規范與活力之間獲得動態平衡，推動其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內生演進。一是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格局。數字經濟的復雜性決定了其治理不能僅靠政府單一主體，必須構建多元協同、彈性互動的治理方式，提升治理的包容性與適應性。如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模式、實施精準的財稅支持政策更好服務數字經濟發展;平臺企業要明確主體責任和義務，健全內部合規與自治機制;行業協會要加強前沿標準制定，發揮標準引領與橋梁紐帶作用，引導平臺企業加強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公眾和媒體則要通過反饋監督參與治理。二是推進治理體系數字化轉型。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深度嵌入監管與服務全過程;完善數字化聯動監管系統，推動實現覆蓋事前事中事后，貫穿全過程、全鏈條、全領域的監管和治理，及時發現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三是統籌數字經濟發展與安全。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不容小覷的安全問題。發展數字經濟需提高各行業各領域數據安全保障能力，加強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注重對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前瞻性風險研判，確保核心技術、重要產業、關鍵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頭部企業等安全可控。通過建立可信可控的安全環境，從根本上增強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任，讓數據敢流通、企業敢創新、用戶敢使用，從而為數字經濟創新活力的持續迸發提供安全保障。